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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干部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现象透视
        发布时间:2014-11-03    部门:纪委办公室        

    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们,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游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

  “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往独来、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习近平同志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要强化党的观念,增强组织纪律意识,自觉做到“四个服从”,坚决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象,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请示报告制度是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检验一名党员合格与否的试金石。

  这项制度执行得好,上级组织可以及时掌握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情况,可对下级党组织决策进行把握,从而及时提醒纠正苗头性问题,避免更严重问题出现。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请示报告制度在一些地方、单位执行得并不好。

  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表面上看是小事,但实际上是组织纪律性差的典型表现,背后往往隐藏着严重问题,甚至成为党员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一个隐性指标。

  不请示不报告,有啥隐情?

  十有八九存在腐败问题——

  近来,官员失联事件频频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尤其河南省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失联事件,更是把舆论推向沸点,引发各种猜疑、讨论。事实上,官员失联现象早已不是孤例,上世纪九十年代,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就曾从昆明世博会会场消失,难寻踪迹。

  那么,他们去哪儿了?为何不向组织报告?这背后有何隐情?

  据有关媒体报道,郭宜品在伊川县任县委书记期间,该县曾发生过一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而郭被曝为避免追责,保住“乌纱帽”,曾向高官进行巨额贿赂。为逃避调查,郭在湖南长沙一民居“隐居”一个多月。

  由此可见,失联官员的隐情就是:要么贪腐够了准备出去享受荣华富贵,要么觉察形势不对准备溜之大吉。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方面,明确要求领导干部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因私出国(境)、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工资奖金、劳务所得、房产、投资等财产情况等。

  再看那些不动声色隐瞒个人事项,把自己打造成“廉吏”的领导干部,他们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填写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时,只写了一处房产,然而群众却举报其名下房产多达十几套。经查,姚木根收受巨额贿赂问题浮出水面。

  而广东省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则是典型的“裸官”巨贪。瞒报妻女移居香港的事实,违规长期持有因公往返港澳通行证,多次私自出入境,等等。对于吴湛辉来说,请示报告制度形同虚设。太多“活”的例子可以证明,不请示不报告十有八九隐藏腐败问题。

  “赚点蝇头小利”、“怕麻烦”——

  “有一些不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的党员领导干部,其实也没有存在太严重的问题,不过心里有点‘小九九’,想给自己谋一点小利。”在询问对不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的看法时,浙江省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如是说。

  在企业、协会兼职,或为赚点外快,或为退休后找落脚点;出差途中开个小差去泡泡温泉、旅游一番;婚姻变更不报告,离了结、结了离,配偶子女悄悄移居境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所谓的“蝇头小利”,哪个是党纪条规允许的?

  当然,并非所有的不请示不报告背后都有阴谋,个别领导干部可能是因为“怕麻烦”、“想观望”。

  “我们在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交谈中发现,有些人不愿意请示报告是嫌麻烦。比如说子女婚丧嫁娶事宜,有些人认为如果向单位报告,难免会在同事间传开,在人情社会的大环境下,有时候请示反倒容易变成通知。只要自己按规矩办事,不汇报也可以。”吉林省吉林市纪委高海宇向记者介绍,“还有些领导干部持观望态度,互相打听,你请示没、我请示没。如果官不举民不究就想糊弄过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记者还从某省一名公务员朋友处了解到,在他们系统内,处级以下干部也要上交护照,但有些人并未执行。谈到原因时,他说:“有些在国外有亲戚的公职人员,计划以后探亲或者出去生孩子,把护照上交了到时候麻烦。”

  不请示不报告,背后隐情有很多,但无疑都说明了一点:组织纪律这根弦松了。

  无组织无纪律,病根在哪儿?

  盘点党员领导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无一不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有的认为只要业务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不重视主观思想的改造,“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贪污腐败”成为相当一部分落马官员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有的把组织的保护视为约束,把组织的提醒看做多管闲事、多此一举,把锻炼党性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的组织生活看做“麻烦”;有的把夹杂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色彩的问题视为一种正常状态,把不讲纪律、不讲原则的庸俗习气当做潜规则。

  种种事例证明,思想滑坡,失去了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党员领导干部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在所难免。

  万事皆有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本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

  对此,一些干部群众也感受颇深,认为有些党组织对组织纪律涣散问题刻意纵容。一名曾在广东省阳江市工作多年的处级干部这样评价当地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公务员隐蔽经商‘见怪不怪’,只要没人检举揭发,主管部门多是‘睁只眼闭只眼’。”

  有些党组织护丑大于伸张正义。某地一领导干部失联后,当地党政机关不但不及时公布信息,还为失联干部“打请假条”遮丑。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当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与一些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不经常、不健康有很大关系。

  山西成为腐败重灾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吕梁的买官卖官问题突出,到省委三分之一的常委落马,山西的腐败问题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这样评价,山西的问题是因为这里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出了问题,从党内政治生活的角度看,一些党组织没能有效开展健康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是重要原因。

  避免制度成为“稻草人”,监督惩处不能缺位!

  对于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和组织纪律的强调,从党内根本“大法”的党章,到两大准则之一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到具体条例,都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单就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方面,党和国家都对有关制度做了多次修改、完善、细化。

  制度规定不可谓不细、不可谓不严,关键在于执行,尤其要把严格的监督和惩处落到实处。

  内部监督方面,有专家建议,要加大对党员领导干部落实请示报告的监督力度,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可以携手通过组织程序,对领导干部房产、银行存款、出入境记录等情况进行抽查监控。

  也有人提出:“要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如广州市将公务员个人事项报告纳入广州市信用体系,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它涉及公务员的信用、奖惩等信息,还要逐步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奖惩记录、年度考核结果、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相关信息纳入信用档案,切实将诚信状况作为公务员招录考察、考核、提拔任用、评先的重要依据。

  外部监督方面,要加大公开力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田禾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所有处级以上公职人员配偶及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均应向社会公开或允许公众查阅。沿海发达地区也可以把报告对象的范围延伸至科级。

  同时,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惩处不能缺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之所以落实得这么好,就是问责到位、曝光到位,有警示作用。”浙江省海盐市纪委纪检监察干部马晓燕对记者说,落实请示报告制度也应这样,对不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的,要严肃问责,问责后还要曝光。对失联的贪官,只要寻到踪迹,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回,并从严惩处。

  “应当用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这条鞭子,对于发生瞒报、虚报的单位、地方,尤其是对‘裸官’失察提拔任用的,应当追究相关领导的主体责任,不能管好管坏一个样。”高海宇建议。

  专家指出,个人有关事项申报,“裸官”管理等方面,大多以党的文件规定形式出现,法律层面几乎是空白。可在党内规定实践的基础上,尽快上升到法律层面。(康潇宇)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