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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4期(总第89期)
        发布时间:2013-09-09    部门:党风室        

目    录
一、工作动态
学校召开科研经费管理专项检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会
学校纪委下发通知要求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
二、廉政时评
过一个风清气正的中秋节
禁止公款送月饼是反腐持之以恒的“起手式”
三、廉政论坛
整顿作风应从小事小节着手
德国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四、业务知识
廉政风险防控措施的细化
虚假承诺为他人谋利应如何定性
五、警钟长鸣
一名"80后"副局长的沉浮人生—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局原副局长肖明辉受贿案剖析

 

【工作动态】
学校召开科研经费管理专项检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会
    按照《吉林大学迎接教育部科研经费管理情况专项检查工作方案》的总体安排,8月23日,学校召开了迎接教育部科研经费管理专项检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会。
    校常务副校长赵继,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晓民,总会计师杜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刘晓民主持。
    会议听取了各部门负责人对落实教育部、学校文件和有关会议精神情况、本部门承担的工作任务准备情况、迎检材料准备情况的工作汇报,对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在认真听取了各部门工作汇报和讨论后,三位校领导首先对各部门的准备工作给予了肯定,同时希望各部门要按照学校要求,协同做好九月份的科研经费迎检工作。
赵继突出强调了科研经费检查的重要性,指出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责任到位;要把握政策,抓住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要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要加强管理,强化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杜莉强调,各部门负责人要对此项工作给予高度重视,要注重科研经费的规范化管理,杜绝违法违纪行为。同时她简要回顾了自查自纠“回头看”的工作情况,指出科研经费自查自纠“回头看”工作很有必要,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并对科研经费管理中需要警示的几类问题做了重点阐述。
    刘晓民进一步强调,要高度重视当前科研经费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正确认识开展科研经费专项检查的重要意义;要履职尽责,确保检查工作取得实效,做到以查促改、以查促管、以查促建,并建立长效机制。各部门要进一步认真查改,积极迎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要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刘晓民指出,本次科研经费检查工作是对我校科研管理和财务管理水平的一次重要检验。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准确把握政策要点,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进一步细化本部门的工作,对照检查细目表逐项逐条地梳理,对检查的项目做到心中有数,确保部门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要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完成这项工作,进一步把科研经费用好管好;要以此次科研经费管理情况专项检查为契机,推动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建设,通过广大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促进学校科研事业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健康快速发展。
 
学校纪委下发通知要求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
    9月4日,学校纪委下发《关于严格执行〈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中央纪委通知精神,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精神及日前召开的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的纠正“四风”必须抓住重要时间节点的要求,进一步突出作风建设,坚决制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节日期间,严禁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
    《通知》要求各单位严格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高度重视纠正“四风”问题,抓好严禁使用公款消费行为的工作,严格管理,强化监督。学校纪检监察、财务、审计等部门要加强监管,对违规违纪的单位、部门和党员领导干部,按照党纪政纪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廉政时评】
过一个风清气正的中秋节
  中秋佳节就要到了,这是人情往来的时节,也是公款送月饼送节礼的高峰期。中央纪委日前作出部署,要求坚决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这是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纠正“四风”的实际行动,它释放出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中秋是我国的传统佳节,正常的礼尚往来并非不可。但礼尚往来一过头就成了挥霍。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慷国家之慨、结私人之谊,导致月饼越来越昂贵,包装越来越豪华。群众批评“吃的人不买,买的人不吃”,商家感慨“月饼越贵越好卖”,媒体曝光“送礼车导致大中城市逢节必堵”。这已严重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是“四风”的表现。古人云,“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奢侈的利益输送不是中秋节的本义,铺张的公款送礼更会让传统文化的韵味变质。过度的月饼包装浪费资源,让中秋的人情变味。任由豪华月饼因公款送礼大有市场,有悖中华民族中秋佳节本义,败坏风气,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人民群众对纠正“四风”寄予厚望,最盼的是动真碰硬,最怕的是虚晃一枪。公款送礼,一掷千金、奢华铺张,是典型的奢靡之风。中央纪委提出的明确要求,正是以解决突出问题为抓手,即查即纠,立行立改。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律己以严、从我做起,坚决不用公款送礼;同时,要敢抓敢管,坚决禁止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中秋公款送礼要加强执纪监督,督促广大党员干部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进作风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中秋之后看国庆,元旦之后盯春节,纠正“四风”必须抓住重要节点,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抓。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坚持到底、久久为功,坚决刹住公款送礼奢靡之风,过一个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中秋节。(人民日报评论员)
 
禁止公款送月饼是反腐持之以恒的“起手式”
  日前,中央纪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四风”要持之以恒的重要批示精神,强调纠正“四风”必须抓住重要时间节点,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国庆节,会议特别强调,要坚决刹住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过一个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节日(8月22日《新京报》)。
  自中央宣布八项规定以来,社会上奢靡之风确有收敛。一些大牌烟酒不断降价、一些著名餐饮场所门可罗雀即是明证。对此,人民群众额手称庆,广大党员倍感振奋。人们期望,腐败奢靡之风从此绝迹。
  但也有一些人,迫于形势,蛰伏下来,盼着风头过去,好卷土重来。更有一些人,抱着老眼光,觉得吃吃喝喝乃人之常情,纠“四风”这种搞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两种想法,都是错误的,非常要不得。
  中华民族有重视人来礼往的传统。即便是经历过廉政风暴、政治较为清廉的香港,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往往是“我请你喝酒”!当然,对于公务人员,出席活动还是有不少忌讳的,用公款吃喝、送礼更是千夫所指。在这方面,内地还很落后,达到香港那样的水准,都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存在上述两种想法,不难理解。
  但是,中国要进步,要建设一个政治清明、法制健全、社会和睦的现代社会,必须对我们的传统习惯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重视人来礼往,可以体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以体现为“多回家看看”,但必须公私分明,为官者不搞特权,老百姓不尚贿赂,法律制度大行于道,潜规则遁形绝迹。
  建设这样一个社会,不仅需要全社会逐步形成共识,每个公民身体力行,更需要执政党的大力倡导、精心组织和率先垂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批示,强调要持之以恒。中央纪委提出禁止中秋节、国庆节送礼送月饼,都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重要措施。
  既然中央的决定和有关部门的举措符合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当然希望得到更多公民的支持、实践和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公务人员,更应起模范带头作用,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人人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所在单位,互相监督,把这个好政策贯彻落实下去,确保新风尚持续健康坚持下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样的禁令以前也经常有,但经常是有令不行。比如,不送月饼了,可能送卡、送有价证券,效果是一样的。同时,一些行政机关也会通过这些方式,给公务员发放福利。”事实确实如此。这正说明,这个痼疾已经成为一个恶性极大的毒瘤,不铲除它,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而除恶不尽,我想,大家就别再对我们自身抱有什么指望了。
  必须指出的是,每到节日,下级机关给上级机关送,个人给领导送,这样的做法妇孺皆知。要改,是不是从这里开始?(来源:检察日报)
 
【廉政论坛】
整顿作风应从小事小节着手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主要任务,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政风促民风。整治“四风”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复杂。但最直接最简便最管用的就是从“头”做起,从“小”改起,从“零”开始。
    实际上,工作作风中的许多问题,看来都是一些“小事”、“小处”、“小节”、“小问题”,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根本没有当会儿事,也觉得不会成为什么事,结果却真就成了事,坏了事。为此,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应从领导带头,从小处着眼,从小节入手,从小事做起,从小问题抓起。
    从领导做起,从高层干部做起,从上级领导机关做起。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能像过去有的活动那样,我讲你听,我说你做,我教你干,我令你行。只有各级党组织狠抓落实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身体力行,都从自身做起,才能真正见成效。这次活动,中央政治局带头从自身做起,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各级党组织应贵在行动,重在落实,一级抓一级,一级带着一级干。
    从小事、小节、小问题抓起。一些问题看似鸡毛蒜皮,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比如少数领导干部通过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获得的假文凭、假学历、假年龄、假档案、假政绩等,看似小节,实际上性质恶劣、影响很坏,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公信力,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领导干部要学会正确比较,不与党内极少数投机钻营者比官职大小和升迁,不同大款盲目攀比消费和享乐,多与普通群众比较生活,找出距离服务群众的要求有多远,多与优秀领导干部比贡献,找出心系百姓的差距有多大。
    从领导干部家人、亲人、友人、身边人管起。切实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的问题等。人总是有感情的,也更重亲情,我们共产党人也不例外,“无情未必真豪杰”。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亲情,尤其是能不能过好“亲情关”。领导干部要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处理亲情三原则那样,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才能真正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一称号。
    从领导干部交际往来、业余爱好等方面严起。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他们的言行举止,爱好特长在公众的视线中,往往成为热门话题,议论的焦点。我国古代就有“齐王好紫衣,天下紫衣贵;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说法,可见领导干部的爱好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因此,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好“小节关”,正确看待轻与重、小与大的辩证关系,切实把好防微杜渐的关口。“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小节不守、大节不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并作出决定,抓作风建设,首先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政风促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从严治党,党要管党,以作风正党风,以党风赢民心。古人说,“政者,正也。”“己不正,焉能正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百姓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亲自干一件”。领导干部表现的好与坏,群众心里都有一杆秤。群众对领导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尤其是更看重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有些领导干部为什么威信不高,形象不好,说话没有人信,命令没有人听,就是因为这些干部言行不一,说做不一致,双重人格两面性,人前人后不一样,结果就是“台上他讲,台下讲他”。作为领导干部必须做到正人先正己,廉政先廉家,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本文刊登于《中国监察》2013年第16期)
 
德国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在西方各国中,德国算是一个比较廉洁的国家,2012年透明国际公布的廉洁指数排名将其列为第13名。尽管如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官员腐败问题还是时有发生。如20世纪80年代,拉姆斯多夫被控在担任西德经济部长期间,利用职权授予弗利克集团出售奔驰汽车股票所得收入的免税特权,从中收受37.5万马克贿赂;联邦议院议长巴策尔也被指控收受弗利克集团“顾问费”170万马克。1993年,德国运输部长克劳泽在媒体揭露其以权谋私之后,也宣布辞职,成了当时第5位因腐败问题而辞职的部长。近年来,腐败问题已然销声匿迹,而官员的道德诚信则备受关注。去年,德国总统伍尔夫黯然辞职。起因是,2008年10月,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的伍尔夫想购买一处房产,由于手上钱不够,于是从企业家基尔肯斯的妻子处得到了一笔50万欧元的贷款,由于伍尔夫与基尔肯斯是好朋友,故双方商定贷款利率为 4%,低于当时银行约5%的贷款利率。同年3月,伍尔夫从斯图加特一家银行获得贷款,还清了基尔肯斯夫人的私人贷款。根据德国的有关法律,官员获得私人低息贷款并不构成贪污。但是在2010年2月,伍尔夫在下萨克森州州议会接受质询的时候没有承认自己有私人贷款,而只是表示他在过去的十年中同基尔肯斯的企业或者参股公司并没有任何业务往来。这件事怎么说也算不上大事,只是伍尔夫没有承认自己有优惠贷款。但是在伍尔夫当上德国总统后,这个撒谎的事被德国媒体挖了出来。德国媒体认为,总统贷款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能对民众撒谎。这件事使伍尔夫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2012年2月17日,在强大的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下,伍尔夫最终宣布辞职。这几年,算上伍尔夫,德国已有多个高官因为所谓的“丑闻”而被迫下台,其中主要包括:德国教育和科研部长安妮特特沙范因卷入博士论文剽窃丑闻而被迫辞职;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因博士论文“未充分交代引用来源”,被迫放弃博士头衔,重压下被迫辞职。
  德国政府的清廉与其完备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体系是分不开的。
  建立严格的公务员录用和管理制度。人们想要进入公共机构任职,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坚持忠实可靠、待人诚实、勤劳认真的标准,经过公开招聘、严格审查,并宣誓忠于国家和《公务员行为守则》。在许多州的法规中,规定实行比较严格的检查制度,不管是否发生了违法行为,上级机关都要定期对下级部门的全面工作进行检查考核。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和《公务员法》,公务员在服务期间,每年都要与所在单位签订一份“廉政合约”,承诺廉洁奉公。这不仅是德国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一份合同,更是公务员对民众的一份承诺。为了防止腐败,德国实行公务员岗位风险评估,实行轮岗制度,政府官员(包括反贪工作人员)5年必须轮岗交流,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建设、规划、医药等部门则将轮岗间隔缩短为3年,以有效地降低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在岗期间如发现违规行为,立即调离现岗位。德国政府要求,公务员的所有行为都要公开,每个公务员都要做好随时接受监督和调查的准备。决策的理由要进行论证,决策的过程要进行备案,并要求注明时间、地点、有无上级施加影响、是否代表本人意愿等信息。公务员执行公务之后都要进行报告、签字,并且长期保存,以备案发后作为证据使用,方便责任追究。建立权力分解和制约制度。如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较大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等,必须两个人以上同行,不能单独行动、暗箱操作;制度设计上,许多工作也必须是多个部门参与才能共同完成。德国公务员行为守则明确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如工作需要从事第二职业的,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否则,必须责令辞去公职。
  建立严格限制接受礼物和利益的制度。所有公职人员不得接受来自任何方面、任何形式的馈赠和捐献。对于公务员收受礼品以15欧元为界限,政府公职人员必须将价值15欧元以上的礼品上报。如公务员被邀参加重大节日活动,须经上级批准,而且只能收取印有主办单位名称作为广告的小礼品,否则会受到查处。德国的《联邦政府官员法》对公务员的权利义务、福利待遇等作出了极为细致的规定,要求公务员不得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强调所有公职人员包括家属都不得接受来自任何方面、任何形式的馈赠。这种规定从总统、总理到普通公务员,无一例外。根据2007年德国慕尼黑关于“禁止收受酬劳和礼品的准则”,价值超过15欧元的馈赠均被纳入禁止之列。即使是一盒牛奶巧克力、普通化妆品、一支圆珠笔或者一瓶红酒,如果其价值超过15欧元,当事人也要拒收。
  完备的权力监督制度。第一,从行政监督来看,各级政府部门都设有内部监督机构和反腐败工作联系人(廉政专员),如发现腐败现象,就向上级报告,比较严重的向检察院反映。审计署是德国政府的专门监督机关。其工作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不服从任何上级指令,只对议会负责。审计机关平均每5年对政府各部门及公共事业单位审计一次。第二,从司法监督来看,主要是通过行政法院对政府及其公务员涉嫌腐败行为进行司法监督。德国全国设有大约60个行政法院,每州设最高行政法院,联邦设联邦行政法院,普通行政诉讼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比如,竞标政府一个基础设施工程,失败方如果认为政府有失公平,可以到法院要求审查发放程序是否存在腐败问题。迫于这种压力,负责合同发放的政府官员一般会保持公正合理。第三,从议会监督来看,联邦议院中如果有1/4的议员要求对联邦政府在行政管理中产生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或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进行调查,联邦议院有权利和义务成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可以利用刑事诉讼的规定,传唤证人,通过公开和秘密的途径搜集必要的证据。第四,从舆论监督来看,德国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为了占有读者,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和公务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德国新闻总署是联接政府与舆论媒体的桥梁和纽带,雇有500名员工收集媒体对政府及其相关政策的报道和评价。每周一、三、五都要召开有政府高官出席的记者招待会。第五,从社会监督来看,任何公民都可以依据法律对政府部门的决定提出批评甚至诉讼。莱比锡市立法规定,公民如发现某政府官员支出大于收入就可以举报,反贪官员要对此进行调查。公民还可以直接到高级官员甚至到议会对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进行质询。
  建立腐败预防制度。德国联邦议会建立了一套岗位风险评估制度。该制度是将联邦议会的各个内部职位,按照出现腐败机会和频率的大小,以及有可能产生腐败的工作量占整个工作量的比例,划分等级,超过50%的确定为特别风险岗位。德国联邦议会内部共分为105个部门,其中评出7个部门、200多个岗位具有较高的腐败风险。这些部门及其岗位的工作人员,在岗最多不得超过3年,以避免其与某些企业或者机构长期联系而建立关系网,滋生以权谋私等腐败。对于腐败风险较高的部门和岗位,对其工作人员进行筛选,就职前进行重点教育和提醒,并重点监督;其工作程序实行严格的标准化,每一项工作从开始到完成,每个步骤都要书面存档,他人可随时调阅。德国内政部颁布有《联邦政府关于在联邦行政机构防范腐败行为的条例》,在条例附件中将可能发生腐败的迹象概括为中性迹象和报警性迹象两类。中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有不合理的高水准生活;对变换职务或者调动工作表示出令人费解的抵制;在未获得批准或未进行说明的情况下从事其他兼职工作;出现酗酒吸毒或赌博等问题;同一些企业之间有不同寻常的私人交往;特别夸奖和照顾一些企业以及获得企业方面的慷慨赞助等现象。报警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无视有关规定;不断发生“小过错”;做出不同寻常且令人费解的决定等现象。
 
【业务知识】
廉政风险防控措施的细化
  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对做好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按照《意见》所提出的工作原则和方法步骤,在指导和推进工作中对一些关键环节进行细化,把部署层面的工作要求和方法转化成清晰、明确的技术层面的操作方法,这样才能做到推动工作有抓手,检查指导有规范,才能使各级各类防控目标人群真正把握工作原则、掌握工作方法、厘清工作思路、扫除工作障碍,达到工作顺畅、有序、事半功倍的效果。
  制定防控措施应该遵照“岗位定措施、部门定流程、单位定制度”的基本原则,对查找出的所有廉政风险实施立体化防控。
  岗位定措施。重点围绕排查出来的权力行使方面、制度执行方面和思想道德方面的风险,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控措施。岗位定措施要符合以下原则要求:一是必须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不能把那些没有针对性、无法操作、无法落实的空泛要求作为防控措施。二是每个岗位制定一套防控措施,要对本岗位的所有廉政风险点做到“全覆盖”。三是完全相同的岗位要在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制定完全相同的防控措施。
  部门定流程。坚持内部制衡和岗位分离的原则,重点围绕排查出来的业务流程风险和权力配置风险,进一步优化和再造业务流程,努力实现业务流程规范化。部门定流程一般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一是依据查找出的业务流程风险和权力配置风险,列出需要优化和再造的业务流程。二是查找业务流程缺陷。把权力运行缺乏制约、权力配置不科学、公开透明度不强、标准化程度不高、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列为流程缺陷。三是针对业务流程缺陷,组织相关业务部门、政策法规部门和行政监督部门进行优化或再造。四是对优化和再造的业务流程,要经过相应组织审核确定。优化业务流程要紧紧围绕行政审批权、执法权、处罚权和“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权等重要权力,以优化涉及高风险岗位、部门的业务流程为重点,最大限度地化解廉政风险。 
  单位定制度。坚持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重点围绕排查出来的制度执行风险和议事决策风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制度体系,努力实现制度科学化。单位定制度一般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一是依据制度执行风险和议事决策风险,列全需要修改完善的各项制度。二是查找制度设计缺陷。凡属于内容缺失、时限过时、权责不清、管控无力、缺少违规追责等问题都要列入制度缺陷。三是针对制度缺陷,组织相关业务部门、政策法规部门和行政监督部门进行修改和完善。对过时的制度要立即废止,对没有相关制度规定的权力,按照“一项权力制定一项制度”的要求建立新的制度。四是对完善和新建的制度,经过相应组织审核确定。要侧重健全和完善落实“三重一大”制度规定的《实施细则》、党委(党组)会议事规则、处(科)务会议事办法、科学细化自由裁量权的档次和幅度、监督考核制度落实情况的标准、违反制度的责任追究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建立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台账。对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启动以来,一系列工作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梳理统计,分门别类地建立工作台账。建立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台账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一是以岗位、部门、单位为主体。廉政风险排查及防控系列图表要以岗位、部门、单位为类别进行装订、归类,即每个岗位责任人一套图表,每个部门一套图表,每个单位一套图表。二是分层次建立工作台账。将梳理归类后的廉政风险排查及防控系列图表,按照单位层级,分层次建立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书面台账及电子台账。三是统一归档保存。工作台账经过单位领导班子审核后,统一由各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归档保存,为下一步巩固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成果,建立动态化、常态化管理模式打好基础。(本文刊登于《中国监察》2013年第13期)
 
虚假承诺为他人谋利应如何定性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构成受贿。依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只要具有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之一,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但实践中,对国家工作人员作出虚假承诺的行为应认定为受贿还是诈骗,存在争议。
    虚假承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相应职权,却编造谎言使对方上当;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相应职权,但并不准备为他人办事。实践中,对第一种情形构成诈骗并无争议,但对第二种情况应当构成诈骗还是受贿,存在分歧。
    第一种观点认为构成受贿。如肖中华在《贪污贿赂罪疑难解析》中提到,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一种出卖职务的行为,其内容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还有观点认为,实践中想要证实行为人的内心真实是困难的,在诈骗罪的法定刑明显轻于受贿罪的法定刑的情况下,行为人会以虚假承诺作为减轻罪责的理由,因此应推定其具有受贿故意。
    第二种观点认为构成诈骗。如高铭暄在《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在虚假承诺情形下,行为人并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其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谎言,属于诈骗。他进而分析说,受贿罪的本质在于“权钱交易”,而虚假承诺实质上并不具备出卖权力的可能,自然不构成受贿罪。王作富在《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分析。他说,虚假承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打算,不具有“权钱交易”的企图,而只是试图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财物,纯属诈骗行为。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首先,对于定罪和量刑的认定只能依靠证据。在行为人没有为他人实施谋利行为,也没有证据证实其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的情况下,不能推定行为人具有受贿故意并按照受贿性质处理。如果执意为之,则与有罪推定无本质不同,有违现代法治理念。其次,认定受贿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如果行为人没有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只是以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虚假承诺为他人谋利,即便其收受贿赂,也仅符合诈骗的行为特征,不符合受贿的行为特征。最后,参考域外理论情况,此类情况同样以诈骗罪认定,如日本学者西田典之在《日本刑法各论》中提到,在以欺诈手段收受贿赂的场合,通说、判例认为构成受贿罪与诈骗罪的观念竞合,但由于行为人并无执行职务的意思,还是应否定成立受贿罪。
    另外,在办理此类案件时绝不能轻信行为人称自己为虚假承诺的陈述,而应对其具有的真实主观意思进行认真的调查核实,对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的关系、请托事项实现的现实可能性等进行考察,综合各种证据作出准确判断。笔者认为,具有以下情况应当认定受贿:行为人以前曾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同一请托人谋利;行为人承诺后,有准备为该请托人谋利的表现,如向下属职能部门了解办理相关事项的步骤、流程等。而具有以下情况则应考虑以诈骗认定:请托事项办理难度大;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存在矛盾或者相互猜忌;行为人经常就此类问题实施诈骗等。例如,某国有报社记者在采访某政府部门违规行为中,向举报人虚假承诺准备将其提供的举报信登在内参中呈送领导,并收受举报人人民币数万元,但此后,行为人仅伪造一份所谓内参向举报人“交差”,对此应以诈骗性质认定处理。(作者 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赵煜)
 
【警钟长鸣】
一名"80后"副局长的沉浮人生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局原副局长肖明辉受贿案剖析
2012年7月3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局原副局长肖明辉受贿案。
  此案在海南备受关注。缘由在于“80后”的肖明辉是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工作仅两年,便在28岁时就任了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局副局长,因业绩突出,曾被评为“洋浦十大杰出青年”、海南省“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获得“海南青年五四奖章”。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昔日被领导和同事认为“前途不可限量”的“80后”副局长,却因涉嫌受贿千万元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肖明辉在担任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局副局长期间,利用担任开发区居民安置区及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工程EPC总承包项目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多次伙同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局原司机张某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611万余元,单独收受他人现金6万元。
  他曾是洋浦青年的榜样
  1980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的肖明辉,于2002年毕业于郑州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2006年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肖明辉的研究生同学绝大多数都选择留在北京的大型国企或国家机关。肖明辉也曾有不少机会,但他“迷恋”洋浦——这块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热土。2006年,作为引进人才,肖明辉进入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担任建设工程管理主管。
  据洋浦当地人介绍,肖明辉前几年“干得相当出色”,先后承担了环境监测站、滨海路、景观路、洋浦中学、洋浦中心医院等众多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工作,完成了第二出口路、居民安置区及服务设施工程等重大项目的筹备,为洋浦保税港区建设的顺利推进打造了坚实基础。
  一时间,肖明辉被誉为洋浦青年的模范和榜样。他于2007年荣获洋浦经济开发区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2008年获评海南省第九届“十大杰出青年”,并被授予“海南青年五四奖章”。
  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肖明辉求实创新、迎难而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协调和执行能力。因此,当洋浦保税港区建设安置房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确定后,组织将这副重担搁在了他的肩上。
  然而,谁也未曾料到,正是这个总造价高达5亿元的安置房项目,会使“杰出青年”肖明辉走向腐败的泥潭。
  与司机合谋巨额“好处费”
  肖明辉一接手该项目,便提出了引入业内大型上市公司,采用EPC(设计、采购、施工)工程模式进行建设的思路。当时,海南省内政府工程引入EPC尚无先例,该模式标准合同文件等与政府现行工程管理的相关文件不配套。
  为解决这个难题,肖明辉借鉴国内其他大型项目的经验,重新编写了招标文件及合同条件。洋浦规划局采纳了肖明辉的提议,并决定由时任副局长的肖明辉负责并担任EPC项目业主代表。
  按照网上公示的资格预审公告,洋浦EPC项目投标人须是在中国国内、依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法人且是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母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子公司的总包企业,注册资本金不得少于人民币3亿元;投标人须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特级资质;施工方应为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实际上,从一开始,肖明辉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公告是公告,那是做给人看的,程序也是要走的。这个行当里不时曝出的所谓“潜规则”,肖明辉心里十分清楚。
  方案定下来了,接下来如何运作呢?亲自出马显然不合适。此时,肖明辉想起了“哥们”张某某。张某某是局里的司机,用肖明辉自己的话说是“为人实在,跟我个人感情很好”,而且交友广泛、资源丰富。
  于是,肖明辉便找到张某某谈及此事,二人一拍即合,张某某答应由他来操作,寻找投标EPC项目的公司。张某某后找到朋友刘某某帮忙。不久,刘某某通过他人,联系到某建设集团公司参与EPC项目的竞标活动。
  肖明辉与张某某私下商定,他要工程总价3%的“好处费”,张某某1%,连同刘某某提出的1%,共计5%。刘某某随即将肖明辉开出的条件告知该建设集团公司。
  2008年初,该建设集团公司派人来洋浦考察EPC项目,承诺如中标,支付工程总价5%的“好处费”。
  为掩人耳目费尽心机
  2008年3月,洋浦规划局委托一家招标代理公司进行EPC项目招标,肖明辉作为业主评委,给该建设集团公司打了最高分,使其如愿以偿。同年12月3日,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与该建设集团公司正式签订洋浦EPC项目总投资5亿余元的承包合同。
  合同刚一签订,肖明辉立即指使张某某督促该建设集团公司兑现承诺,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收取“好处费”行动。
  为掩人耳目,2009年至2011年间,张某某分别在屯昌和海口注册公司。该建设集团公司海南分公司安排项目经理袁某等人以签订供货、劳务合同的方式,分别与张某某提供的公司、刘某某提供的公司签订了10份虚假供货或劳务合同。
  按照肖明辉的安排,张某某以工程材料款和工程款的名义,先后向该建设集团公司海南分公司提供了2076.68万元的发票。后者按约定向肖明辉、张某某共支付1611万余元,张某某按肖明辉的要求将大部分好处费以现金、存款、铺面等形式转给肖明辉,余款落入张某某个人囊中。刘某某则非法收受该建设集团公司海南分公司496.96万元。
  案发后,肖明辉退赃853.03万元,张某某退赃290万元,刘某某退赃410.33万元。张某某主动向警方投案,2011年8月27日被执行逮捕;刘某某因涉嫌犯介绍贿赂罪,于2011年9月10日被执行逮捕。
  据检方指控,除了在EPC项目招标上受贿外,肖明辉还于2007年利用主管洋浦开发区规划局对外招标洋浦小学旧楼拆除过渡教室建设工程的职务便利,帮助个体包工头赵某某中标该工程,并在工程款支付过程中为赵某某提供帮助,收受人民币6万元。
  当庭认罪悔恨不已
  检方认为,肖明辉在担任洋浦规划局副局长期间,利用担任EPC总承包项目负责人、业主代表等职务便利,多次伙同张某某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611万余元,单独收受他人现金6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张某某系肖明辉受贿罪的共犯,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刘某某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且在此过程中非法收受496.96万元,应当以介绍贿赂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本案案发时,该建设集团公司海南分公司按与肖明辉的“约定”,尚有464.82万元“好处费”未支付,检方根据刑法规定认为属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对检方的指控,肖明辉当庭认罪,表示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在庭审最后阶段,肖明辉眼眶湿润,当庭忏悔,希望法庭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据参加过庭审的一位知情人士称,第一眼看肖明辉,很难将这个32岁的年轻人与受贿千万的贪官联系起来。这样一位表现出色、为当地规划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名校高材生、“海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短短几年间就沦为阶下囚,肖明辉过山车似的人生经历不免让人唏嘘不已。
  有人认为,拉肖明辉“下水”的就是总造价达5亿元的安置房项目。虽然只是规划局的副局长,但在高达5亿元的项目中,肖明辉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他一人“既负责合同文件起草,又负责中标企业的选择”,权力何其大也!将投资决策、资金使用的权限集中于一人之手,无疑加大了官员腐败的风险。肖明辉何以能在“公开”的掩盖下,自己寻找竞标和中标企业索要“好处费”?除了上级的信任和自己的贪欲外,此案还应和了一个永恒的定律: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